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记者季明、李亚彪）题：描绘大写的“人”字 书写发展的篇章——回眸新中国60年“人的全面发展”之路
人的全面发展，由石破天惊的经典理论，到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贯穿于共和国一个甲子的始终。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历史绵延，岁月流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导向，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正在让全体中国人更多地分享60年发展的成果。
新中国60年，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人
作家叶辛说，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资料的不断积累和社会管理制度的不断优化，带来了人的主体性的空前增加，“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拥有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作为人的最广阔的权利外延。”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也是一部真正体现人民民主精神的宪法——1.5亿中国人参与了这部宪法的讨论。
60年来，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安全生产法、劳动合同法、物权法……一系列保障人的全面发展的法律制度不断制定和完善，中国人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平等权、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劳动者权益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权利，也因此获得了更为全面而有效的保障。
2005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中国宪法。
在上海，来自福建省的谭丽君正在自己和朋友合租的40平方米小屋中，等待着成为“新上海人”的机会。
今年6月，上海市政府宣布“居住证转户籍”细则，提出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的境内人员，可以申请排队轮候上海市户口。
“我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3年前就拿到了《上海市居住证》的谭丽君说，“不过我爸爸却常常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运气好。”
谭丽君的父亲是当地一家医院的业务骨干，20年前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专家在业务交流中看中了他的技术，力邀其加盟，由于原单位坚决不肯放档案，“没法落户”，最后这一次“工作调动”不了了之。让数代人印象深刻的“户籍坚冰”，正在逐渐“解冻”。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重庆、四川、云南等10多个省市，已经开始了以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户籍改革。
而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进城落户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深圳市于去年开始实施居住证制度，持证者不仅子女可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符合条件的还可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60年中，围绕着人的变化绝不仅仅是户籍。“只要看看这些年来成为历史的名词，就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发展轨迹。”社会学家于海教授说。在他看来，粮票、布票等票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家庭成分、户口等先天身份要素的逐渐淡化，伴随着的是行政力量对公民权利干预的明显减少以及公民自主选择权的不断提高。
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充分、统一的发展；同时，也包括人的才能、志趣等多方面的发展。
干部“公推直选”、村居委“海选”、“差额票决”……自主选择权的意识和实践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文化的包容与极大丰富也让人们印象深刻。以图书出版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给读者留下深刻影响的书相当集中，种类也非常单调。现在，让读者发愁的是面对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而难以做出选择。
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百姓拥有越来越充分的文化消费主导权。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文化消费正成为个人的事情。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说，在社会层级结构的转型中，自主性是推动人的解放的关键因素。中国人“利益解放”“能力解放”和“个性解放”的背后，有着从消极保守型向开拓创新型、人情关系型向契约法治型的巨大转变。
新中国60年，最实在的成果惠于人
就在一周前，国务院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做出部署，要求今年在全国10％的县市先行试点，到2020年前基本实现全覆盖。这意味着，至迟到2020年，中国将首次拥有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不再是古代先贤的空想。
温家宝总理对此明确要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相结合的基础养老金必须到位，地方政府对农民个人缴费的补助必须到位。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宁可少上点项目、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也要挤出钱来把这件大事办好。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政治学教授刘昀献说，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经典理论中，强调的是“每个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发展”。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指引下，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正日益从“对物的追求转向对人的关怀”，这一转变的效果在广大农村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少数与多数概念，许多地方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理解。在人均ＧＤＰ已超过6000美元的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常常在算自己的“细账”。“浙江省许多人均指标都居全国领先水平，通常被人们称作富裕省份，可这个‘富’是相对的，是初级阶段的，绝不能因为一些平均数而忽略全省存在的贫困面。”吕祖善说，“浙江省还有100多个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两年来，浙江省大力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山海协作”工程，帮助困难群众挖“穷根”、挪“穷窝”，改善增收的外部条件。浙江省委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就是着眼于让所有地区、所有阶层、所有群众共同得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事实上，讲求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讲求全面改善民生的普惠性，不断形成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正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共识。
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让所有到访者羡慕。这个村年人均收入已达2万元。“许多人想不到，过去乡亲们曾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有民谣这样描述过我们村，‘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囡不嫁滕头村’。”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说。
这位年龄长共和国一岁的农村干部，亲历了滕头村60年发展历史。从科技兴农、发展三产到旧村改造、优化生态，傅企平把自己人生的黄金时间同这些故事捆在一起。他把村服装厂办起来后，交给有经营天赋的年轻人，又干起花木场场长；村里办家庭农场没人敢承包，他第一个挑头承包土地……
农村人口至今仍然占据我国人口结构的主体，也因此成为各项惠民政策的主要“靶点”。近十年来，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直接补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项项普惠式的政策不断出台，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同时，促进着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更加关注人的公平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对改革开放提出的基本需求。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改革既要消除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更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着力推进新阶段的城乡统筹发展，解决现实城乡居民发展的不公平问题。
在着力实现城乡居民发展的公平之外，实现人人平等，是新中国在实践“人的全面发展”道路上的又一重点。
1988年8月25日，浙江省温州市的农民包郑照一纸诉状，将苍南县政府告上法庭，成为打破“民不与官斗”传统的“民告官第一人”。
最初收到包郑照诉讼请求的苍南县法院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开始并没有受理此案。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要求下，这起案件才得以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尽管那场官司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告终，但是当时以苍南县县长身份站到被告席上的黄德余认为：“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那场官司最大的意义。”一年之后的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民告官”从此变得有法可依。
新中国60年间的后半段时期，从政治平反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走出一条坚定稳健的人的解放之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改革开放不仅将人从计划经济模式下主体性被禁锢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还将人从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主体性被金钱侵蚀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同时力图把人从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对人自身需求的高度关注，把人推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新中国60年，最持久的动力源于人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本身的发展既是社会活动的结果，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
源于安徽小岗的“大包干”，从1978年开始，仅仅依靠农民的自主选择，5年内覆盖了全国95％的农村地区。
在积极性和自主性得到空前激发的状态下，中国人用自己的努力回答了“谁将养活中国”的疑问－－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6096亿斤增长到2008年的10570亿斤；人均粮食产量达到800斤左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千百年来不时为饥饿所困的中国人，终于告别了靠天吃饭的命运。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822年说过：“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这段看似绝对的论述道出了旧中国的困顿。曾经创造出灿烂人类古代文明的东方伟大国度，竟然在100多年间被视为“停滞的帝国”，成为列强逐鹿的羸弱之邦。
一度面临着“被开除球籍”危险的中国人，在新中国开始了自我拯救。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到1957年底，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如今，60年过去了，13亿中国人又处在进入“十二五”的前夜。
中国人更彻底的变革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常修泽认为，30多年来中国人主体性的增强和自身的发展，表现为各个社会阶层主体性的增强，最有代表性的有六大群体。
——农民群体。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开始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2003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2007年的物权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承认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进城务工者群体。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和“非户籍性的迁移”明显增加；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农民工转入城市户口等案例，说明了进城务工者群体的主体性不断增强。
——企业职工和管理者群体。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创建和相应新型劳动关系的确立，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范围逐步扩大。中国企业员工逐步有了对劳动岗位的自由选择权和对劳动力价格的参与决定权，并由此带来社会和政治方面更多的话语权。而职业经理人制度和企业管理者股权激励制度的实行，也使企业管理者的主体性得到增强。
——具有开拓精神的科技创新者群体。许多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者，既是科学技术创新专家，又是企业开发经营者，还是人文学者或文化人，反映了改革中所重塑的一代新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新特点。
——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群体。由全面取消到恢复发展，这一群体主体性的释放和增强，已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2004年“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公民权益的保护。
——“鸟巢一代”（80后、90后）。这一群体所表现出的自信、热情、坦率和开放，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代表着中国的希望。
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林尚立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这两个概念是紧密相连的。“坚持以人为本的着眼点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着眼点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同一历史进程。”
林尚立认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特别应当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其二，从制度上、政策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体包括平等尊重公民权利、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帮助困难群众等。其三，把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0前年的共和国百业待兴、百事待举；60年后的共和国千帆竞发、万象更新。
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正等待着越来越有活力的所有中国人去继续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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